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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朽的事业

(来源:网站编辑 2020-05-21 11:03)
文章正文


  我和野岛刚老师约着一起去中国研究所。
  文京区是东京的核心区,很多文化机构都设在这里。和附近的东京大学比起来,中国研究所就显得太过寒酸了。那是一栋两层小楼,楼道狭窄,演讲的地方是一间会议室,只有十几个座位。在东京,“高大上”的中国研究基地有好几家。这一家是最特别的,也是最古老的,研究所的老师骄傲地介绍:它成立于1946年。
  说是演讲,其实是小范围的交流。当天来了15个人,除了两位媒体人士,其他都是对中国课题感兴趣的大学教授。一位长者看上去已经80多岁,有些耳背,听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放在左耳边,演讲结束后还非常认真地向我提问。
  这次演讲,我还挣了2万日元。理事长杉山文彦带着歉意说:“在日本,演讲费用通常比这高,不过我们真是没钱啊。”后来我了解到研究所的经费来源,感到抱歉的就是我了。
  所有的研究员都不从这里拿一分钱,并要缴纳会费。最贵的是“赞助会员”,每年10万日元;接下来是“所员”和“研究会员”,分别是2.4万日元和9600日元。福利是可以看研究所的藏书和资料,但要从事编辑这种义务劳动——这个研究所每月出一期《中国研究月报》,每年出一本《中国年鉴》。
  我查到一份2015年的贷借对照表,那一年研究所的经费是1600万日元,换算成人民币也就100万元。研究所的家底就是这栋老房子和这块地了。据说每年的会费还不够当年的开销,靠着成立时募集的那笔钱,研究所才能支撑到现在。
  演讲后,大家一起吃饭,我提了一个建议:这样的机构可不可以和政府或者大企业合作,以更好地解决经费问题?一位教授自嘲道:“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有些臭毛病,不愿意拿政府和大企业的钱。”机会也不是没有,但不管是谁担任理事长,对这样的事都不太上心。
  这正是中国研究所这类一般社团法人的可贵之处。说穷酸也好,说洁身自好也罢,最终研究所保持了独立性。或许正是这种独立和清白,才吸引了那些教授贴钱、贴时间编杂志和年鉴。
  吃飯时我们还喝了一种叫“晴耕雨读”的日本酒,大家都对这种酒的名字赞不绝口。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,读书人都有这种朴素的追求吧。70多年过去,几代研究员前仆后继,虽然从空间上看,研究所是逼仄的,但从时间的意义上看,这是不朽的事业。
  参加饭局的一共5人,除了我和野岛先生,另外3个人分别是研究所的理事长、常务理事以及重量级的研究员。最后,大家AA制,分摊了饭局的花费。“真不错,这顿饭并不贵。”大家都说。
  (杨子江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9年第42期,肖文津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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